中国人现在的精神状态:轻微神经质

东子mx发布于2014-10-14      2240次浏览      0条评论      

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是一个大学生。很明显,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中,精神问题是很普遍的。”

此言论出自一名自称是Angela的中国大学生之口。精神健康问题在全中国,特别是大学年龄段的人们中越发惹人注目,并不局限于大学生(Liu 103)。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凑巧,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与邓小平经济改革同步的,并且让人震惊的是大部分受影响的人是那些还在校园里的80后。

这种问题在中国一方面标明经济的增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阶段。中国市场改革理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部分进展缓慢的原因是中央决策的僵硬和官僚主义限制服务业的动力和范围。这就意味着:心里服务的缓慢。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杨·劳伦斯博士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大问题。

Angela的言论与杨博士的话语不谋而合:“可悲的是,当我们有麻烦时,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专业的解决办法,这只会使问题更恶化。诚言,有些大学有所谓的"心里咨询师",但是他们很少是专供心理学的。所以,当我们低沉或者为一些事情焦虑时,我们只能求助于同我们一样有困扰的伙伴。

事情看起来几乎无望。在大部分城市,经济变革被同译为高水平生活,并成为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高收入意味着改善营养,高等教育,干净的饮用水和其他措施。还有心理服务的高增长,从1948年(改革前)60个心理学家。5所拥有1100床位的心理医院到2001年的13000医疗从事者(2000位心理学家)和1000座拥有150000床位的心理研究所。

这些数据在中国农村的精神服务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9年邓小平改革前,中国曾经用过一个创新的医疗关心体制:让政府和个体用户支持乡村健康站并给予那些提供基本健康服务的“赤脚医生”基本的预防医疗知识的培训。

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支付即服务体制的大体框架,赤脚医生主要扮演既参与农业又有私人诊所以赚取更多钱的一般实践者。结果是大部分居民(将近90%)现金支付给这种健康服务。

这导致精神健康数字非常不可观。因为农村居民就医途径少之又少,所以意味着他们只能支付给那些能够给他们看病的服务,精神健康大部分被忽视。用镇定剂作为一个指示,根据北京自研究和预防中心提供的平均数字,中国每100000人就有22个自杀者,但在乡村,每100000就占30个轻生的人存在。

自杀者的数字在农村会如此之高的部分原因是危险因素与居住在农村息息相关,特别是妇女。何阳林,上海精神中心的主治医师这样说:“通常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低或者基本没什么文化,”这意味着他们懂的更少的知识和途径去寻求帮助。

缺乏教育,不仅仅是唯一为中国老百姓提供充足的精神健康关怀路途上的拦路虎。更大部分源自于中国的历史。在毛泽东和共产党执政期间,提供恰当的精神健康意味着坚持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最有效的精神疾病治疗途径。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被认为是他们自身的资本主义作祟。结果,家庭和合作社体质提供给这些精神疾病的非但不是关怀而是严厉的批斗和讨伐,并斥责他们应该被“移除阶级敌人”。

今天中国的精神健康在哪里?

最终这种轻微的中国精神问题在脆弱的单薄的社会体制稳定的地表下蓄势待发。现在只有北京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努力改革精神健康并增加相关途径。

有一个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很受欢迎的名叫“上海模型”的精神健康体制,在上海,政府不同阶层集中于三座主要的残疾中心,基于家庭技术的训练项目加上从家庭式病床到家庭为中心的体贴型创新型项目。

这些当然是不够的。上海模型现在仅局限于很少的疾病和那些可能会因资源匮乏影响很少一部分人群,这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的健康呵护私人会需要更多的保险资金的投入、治疗和住院。

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意味着“支付即服务”模式正在普遍化。这归功于想伤害模型之类的模型的失败,从而重新将精神健康指导回归更熟悉的设置中。因为大部分城市拥有更好的设备产生更多的将近,并且城市居住者会合理的支配治疗,许多医生和受过培训的健康工作者离开农村来到城市。1997年的一个报道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多于80%的医生将离开贫穷的农村而去往城市。

所有这些归功于中国是一个生产型福利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PWC)的国度,意味着经济群体是最主要的并且社会政策仅仅是经济政策的延伸,用来支撑他们的目标。生产型论点指出理想的PWC国家拥有很小的社会权利,与提高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看看那些精神健康,它指出:中国应该增加精神健康建设,因为很多能干的工作者意味着更多的生产力。如此,不仅仅中国面临这样的难题。精神健康大部分被忽视了。部分原因是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劳动力。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从生产角度来看,不可能削减这个数字,或者不可能找到十几万现成,能干、自愿的工人代替他们。

另外,经济改革导致了很多精神健康问题不仅仅是支付能力。一家一孩儿的政策再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小一代被称为“小皇帝”,他们可以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用担心会有姊妹跟他们抢。这导致了80后的通病---注意力不集中,这强烈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迟来。这种资源极度丰沛导致中国的年轻人对因特网技术的依赖和使用,很多学生患有网瘾。然而,中国中央政府再一次露出他们不确定的立足点:针对精神健康,最近仅仅禁止网瘾。

而且,经济改革导致中国经济每年以8个百分点持续攀升,同时也使和总管在现在经济暴涨的同事包含成千上百位下岗员工,自杀数字也有增无减。

考虑措施,学习经验。

数字表明了需求。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大部分时间,中国人并不把精神健康看得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上述有关精神健康的源头仍然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Norman Sartorius指出, 社会和经济负担导致的抑郁症,是一种西方问题。美国人有抑郁症。英语国家都有抑郁症。这是他们的通病。

为了抵抗抑郁症,中国政府必须想方设法处理问题源头,改革体制为所有城市和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质量和途径。

西方大学型健康保障中心模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一个报道指出加拿大的健康保障服务挺好,医院和医疗参与者们提供全套的健康保险。加拿大还提供很多便利的就医途径,像创造了远村基金社来确保那些问题团体有全面可行的健康呵护。

马塞诸塞州现正考虑一个很大的医疗体制改革,投资于一些像一般参与者,专家和医院来集合他们成立一个网络并每月或者每年投入经费用于服务。理念是:设立一个可行的全球支付体制,可以鼓励投资者保持投入而非指定一个又一个对客户和医生收入而言昂贵的项目。结果,如果治疗一个病人的成本比全球支付少的话,那么网络就会利用这个差距来盈利。

然而,导致中国如此特殊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是像例子中的发达国家一样。并且,他也不是一个民主的,更像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还有,中国文化跟西方民主差别很大。这赋予中国独特的挑战和机遇。国家控制意味着精神健康被认为是一种后思考;作为生产型思考很明显对应着适当资金的匮乏,基础设施的稀缺。而且,中央政府坚持认为源头与精神健康制度有关。

Deng Yujiao,因为藐视腐败的官员而被送到了一家精神病医院。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中国精神健康疾病患者的数量,许多人指示简单地选择了沉默。

持续地,集体主义制度确实为将来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期待的途径。资本化哪些以家庭为中心的和总管社会,为家庭关怀提供更多的刺激,中国可能会减少与大医院间的医疗耗费。为那些愿意奉献并付诸实践的守护者提供恰当的教育。如果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训练比赤脚医生拥有更复杂的礼节的守护者军队,可以为精神学家和心里学家提供补充看护工作。

中国必须行动起来,否则很难守住共产党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逐渐变老--如果精神病患者持续增加,甚至会危及中国年轻一代,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少的可用人才来照顾越来越多的退休员工(他们拥有独特的精神问题)。前任主席蒋泽明和前任总理朱镕基都才曾宣称,解决精神健康问题是中国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些声明,必须被执行成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即便只是为了保护社会框架和共产党执政也好。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5555,我先哭会:(

分类: 心理学   

本文标签: 神经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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